記者：傅高義先生，您好，現在是2013年是中國政府的換屆年，大家認為新一屆政府上來以后，中國將迎來改革的一個好時機，您是否這樣認為？

　　傅高義：我對中國現階段的改革，特別是十八 大以后的事兒沒有做過專門的研究。但是我對中國的事情有一些想法，中 國新的領導層上臺以后已經讓大家看出一條新的道路，新召開的兩 會開始在招待上進行簡化，各級政府受此影響，公款消費得到一定的限制，我的朋友說已經有一些 飯店的收入因此而降低了。這是好事情，說明腐 敗問題好轉了一些，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領導人要把自己的收入要公開，我認為那是非常非常好的。

　　所以習近平已經指明了方向，他知道怎么做，我估計他不會跟美國、日本抗衡，首次出訪的是俄國、非洲，而不是美國，依我看那不是反對美國的意思，做副主席的時候也去了美國，但是他現在看的是全世界。

習近平談了亞洲發展的三個方面。他強調，亞洲發展需要乘勢而上、轉型升級。亞洲穩定需要共同呵護、破解難題。亞洲合作需要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記者：以全球的眼光來審視問題。

傅高義：對，全球觀，所以我覺得這幾點已經可以看得出來中國領導層未來的改革方向，那么還有我覺得今年秋天召開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會看到的更清晰一些。

記者：您從鄧小 平那個時代的改革和這個時代的改革作對比，就兩次改革之間，不同之處在哪里，那次改革最困難的是什么，這次改革最困難的是什么？

傅高義：鄧小 平時代的改革對體制有根本的改變，因為毛澤 東時期的共產 黨主要是搞革命的，鄧小 平后來恢復了高考，高考在毛澤 東時代被取消了，進大學的學生是按階級成分進行推薦的。

鄧小 平恢復高考以后是完全按照學生的能力去決定的。在干部選拔上也是這樣，不是按照階級出身，而是按照干部的成績進行提拔，干部如果一步一步自己的成績做的好的話，會一步一步的被提拔，所以我覺得當時干部制度很重要。比方說，1982年以后，他不僅僅是搞一個新的制度，一國兩制，同時他想培養干部， 他馬上派很多領導去香港學習、鍛煉，每一個單位都要學習，培養人鍛煉人，我認為那個很重要的。

記者：我看到您書里所說，當全國在搞文化大革 命的時候，鄧小 平已經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圍內去做一些改革。

傅高義：對，搞實際的動作了，他搞的很好，所以我覺得那些方面都是做的很不錯。我個人的看法時在毛澤 東站在臺后搞政治的時候，鄧小 平已經考慮了國家發展下一步的事情。

記者：當前中國改革的難點是什么？

傅高義：1978年跟現在相當不同，當時的改革是對基本體制的改變，現在不會有這種改變，1978年以后，搞農村改革，搞城市改革以后，基本的體制已經改變了，所以現在能搞的是政策的改變，不是體制的基本的改變，同時作為改革推動者的鄧小 平的影響力比較大。在鄧小 平啟動改革以后，腐 敗的問題不算很大大，他當時還杭州包裝設計怕很多干部因為在文 革受了批評，因為害怕再次受到批評，膽子變小了，沒有做事的勇氣，所以那是剛剛開始改 革的時候，他需要干部敢做。

記者：膽子再大一點。

傅高義：對，但是現在膽子已經夠大了，腐 敗問題更嚴重了，所以我認為面臨的這個問題很重要；另外鄧小 平說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了，現在有的人先富起來了，后面就是要想辦法讓后期發展的人們發展，這是不同時期的觀念、不同的階段。

記者：您認為在中國解決腐 敗問題，當前最切實可行的辦法是什么？

傅高義：我想把每個政府官員的財產和收入公開，那是非常重要；還有我認為法庭應該給腐 敗者更大的懲罰，應該讓地 方政府和法庭保持一定的距離，實現司法的獨立。所以要是老百姓發現政府的問題，他可以通過法庭來解決，法庭也可以自己判斷，所以司法應該獨立，我還是認為 新聞媒體應該有更多的自由。但是我同意，改革不要太快，這一點我跟鄧小 平一樣，改革是不能一下子全面改變的，應該一步一步搞改革，開放自由每天多一點，但 不是一下子能解決問題的。

記者：但是現在很多人有一種急切期待變革的心態，同時這個時代因為這個信息更發達，會不會因為改革不及時而造成社會的動蕩？

傅高義：1986年以后，鄧小 平也怕這個，認為給的自由多一點，會有人搞運動，會有很多新的問題發生，現在的改革要考慮的是一步一步地放開，不必有這么大的改變。

記者：現在其實中國的改革就是有一些學者認為中國現在有一個頂層的設計，有一個總的設計、總的規劃，從歷史的經驗看，您覺得這個現實嗎？

傅高義：我也認為那個不現實，很多人把鄧小 平成為中國改革的總設計師，設計師都會有一個近距離的藍圖，但是這個并沒有。所以我覺得設計師這個詞并不太合適，我認為不是他一個人去考慮全部的問題，周恩來就提出了關于四個現代化的想法，還有一些改革是其他很多人以前的想法，這些想法也不是新的，但是作為領導者鄧小 平畢竟很能干，知道應該怎么處理問題，在這一點上已經做的非常好了。